• 作者:[日] 沟口雄三 王瑞根
  • 分类: 文化

本书共分为三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为时事评论,后两个部分为思想史学术研究。第一部分中,沟口教授敏锐地抓住了当今日本社会中国认识的误区,即以现代化先行者自居的优越感、知识论上的歧视和偏见、断言中国缺少民主和自由的冷战思维、受害记忆与加害记忆之间的分离等等。他在历史的流动脉络里抓住这些被日本中国学回避和无视的问题点,展开了精彩的思想史分析。沟口教授指出,这些认识误区使得战后的日本社会仍然无法有效地追究战争责任和向中国人民谢罪,并且使得日本的中国学研究无法进入跃动的中国当代史,这种状况间接地导致了日本社会在东亚国际关系中无法作出切合中国实际状况的判断,也影响了日本和中国社会建立正常的友好关系。他分析了战争创伤记忆的情感性特征,特别指出了感情记忆作为历史真实所具有的无法以客观实证加以固定的特征,为突破日本知识界把战争记忆表面化的困境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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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共分为三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为时事评论,后两个部分为思想史学术研究。第一部分中,沟口教授敏锐地抓住了当今日本社会中国认识的误区,即以现代化先行者自居的优越感、知识论上的歧视和偏见、断言中国缺少民主和自由的冷战思维、受害记忆与加害记忆之间的分离等等。他在历史的流动脉络里抓住这些被日本中国学回避和无视的问题点,展开了精彩的思想史分析。沟口教授指出,这些认识误区使得战后的日本社会仍然无法有效地追究战争责任和向中国人民谢罪,并且使得日本的中国学研究无法进入跃动的中国当代史,这种状况间接地导致了日本社会在东亚国际关系中无法作出切合中国实际状况的判断,也影响了日本和中国社会建立正常的友好关系。他分析了战争创伤记忆的情感性特征,特别指出了感情记忆作为历史真实所具有的无法以客观实证加以固定的特征,为突破日本知识界把战争记忆表面化的困境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为中国社会了解日本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此外,他也驳斥了关于中国没有自由和民主的冷战思维,指出中国有自己的民主和自由的方式,不可以用美国式标准简单套用。第二与第三个部分是沟口教授对于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变迁的结构性讨论。通过结构性讨论,他试图把第一部分所批判的日本中国学的问题进一步深化,暴露这些问题的认识论根源;同时,也建立正确认识中国历史的思想史假说。

沟口雄三,(1932-2010),生于日本名古屋,东京大学文学部毕业,研究生时代师从爱知大学著名支那史家入矢义高,开始李贽文献的阅读和中中思想史研究。先后任东京太学文学部助手、中经琦玉大学讲师。东京大学文学部副教授,教授。在此期间,他成功地打通了东京大学文学部文史哲的学科限制,建立跨学科的对话机制,并在1985年创建了“中国——社会与文化”学会。他在2007年牵头成立集全日本宋明学者为一体的《朱子语类》译注刊行委员会,正式启动《朱子语类》日译的二十年大五程。退休后任教于大东文化大学文学部,为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沟口一生不仅留下具有极大思想冲击力的著述,而且推动了多种国内与国际的大型学术活动。例如与中国学者发起“知识共同体”对话,持续讨论战争的记忆与责任问题等等。主要著作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届折与展开》、《作为方法的中国》、《中国的思想》、《中国的公与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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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口雄三,(1932-2010),生于日本名古屋,东京大学文学部毕业,研究生时代师从爱知大学著名支那史家入矢义高,开始李贽文献的阅读和中中思想史研究。先后任东京太学文学部助手、中经琦玉大学讲师。东京大学文学部副教授,教授。在此期间,他成功地打通了东京大学文学部文史哲的学科限制,建立跨学科的对话机制,并在1985年创建了“中国——社会与文化”学会。他在2007年牵头成立集全日本宋明学者为一体的《朱子语类》译注刊行委员会,正式启动《朱子语类》日译的二十年大五程。退休后任教于大东文化大学文学部,为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沟口一生不仅留下具有极大思想冲击力的著述,而且推动了多种国内与国际的大型学术活动。例如与中国学者发起“知识共同体”对话,持续讨论战争的记忆与责任问题等等。主要著作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届折与展开》、《作为方法的中国》、《中国的思想》、《中国的公与私》、《中国的冲击》等曾主编出版了《中国思想文化事典》,《在亚洲思考》(七卷)翻译有中国宋代佛教典籍《碧岩录》和王阳明《传习录》等。